作者：袁跃兴
两年多前，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逝世20周年纪念日之际，文化媒体报道了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的故乡江苏高邮举办了“永远的汪曾祺”系列活动：汪曾祺文学馆将扩建为汪曾祺纪念馆，而汪曾祺先生在北京的书房将原样搬迁至纪念馆，供读者参观。
前一段时间，有一个机缘，笔者参观了这个汪曾祺纪念馆，这个纪念馆占地面积平方米，主要展示汪老生平事迹和主要作品。原“汪曾祺文学馆”设置为汪曾祺纪念馆北厅。按照规划，北厅为主展厅，设置书房、故居模型、街景梦境等三个分展区，汪曾祺先生的书房即照原样搬迁至这个文学纪念馆中。
从一些新闻和汪曾祺研究专家介绍看，汪曾祺先生的书房古籍居多，“有一套西厢记已翻烂了。他在作品中经常提到的一些书，也在书橱里。书橱里的书大致分为这么几大类：中国古典文学、外国文学、各类志怪笔记、他的老师沈从文的书、各类历史书和他自己的书，还有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，少量有关京剧和书画方面的书籍”,“这些藏书只是一个面貌，并不是说汪先生只读了这些书，或者这些书汪先生每本都读过。
可是从这些藏书能透露出很多信息，比如他喜欢中国古典文学作品，对笔记和方志类的东西很有兴趣。他对古典诗词也相当熟悉，所以他的题画诗都那么充满意趣。从这些藏书也可以看出，汪先生读书很杂。他自己说过，从大学时期，就喜好乱看杂书。”汪曾祺的儿子汪朗曾写过一篇文章，标题就叫“老头儿三杂”：说汪曾祺看杂书、写杂文、吃杂食。
作为文人作家，若果要写自己的文学写作生活的话，很多人恐怕会提到自己的书房，比如现代作家中周作人、林语堂、梁实秋、叶灵凤等人，国外作家中蒙田、兰姆、吉幸等，他们笔下写书房的文字，可说都是文学瑰宝。书房之于一个作家，可谓极为重要。这不仅是与一个作家的生活经历尤其文学写作生活密切相关，而且，与他的文学生命有着内在的文化的和精神的联系，寄寓的文化意义和精神内涵，亦颇为丰富。
记得著名英国女作家伍尔芙在《一间自己的房间》中曾说“每个女性都应当拥有自己的书房”，尽管伍尔芙这是从女性、女性作家精神自由、独立人格、写作自由的角度所说，但对于男性作家来说，又何尝不是如此？
但是，对于汪曾祺来说，他却没有写到过自己的书房，汪曾祺的书房都是出现在他的一些作家朋友或读者的笔下。《羊城晚报》曾有一篇“佳作迭出声誉鹊起，汪曾祺晚年居不易”文章中写到：年汪曾祺被划为右派，撤销职务，工资降级，住房也被收回，获准回京后搬至甘家口，汪曾祺夫妇和三个儿女挤住在一套二居室，合用一张写字台，《受戒》、《异秉》、《大淖记事》、《徙》等短篇杰作，都是在这儿写出来的。
后来汪曾祺再搬到蒲黄榆一小三居室，“一间7平方米左右的小屋，比鲁迅博物馆的‘老虎尾巴’还挤地放着一桌一椅一床，就是老汪头的卧室兼书房了”，白天，汪曾祺把堆在桌上的东西统统搬到床上，写作，晚上把堆在床上的东西搬到桌上，睡觉，“在这间屁帘儿大的小屋里，写出了他一生大部分的作品。和弄色彩，潇洒泼墨，提笔作画，挥毫写字，读书写作，喝茶休憩，沉思冥想，天南地北，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。汪曾祺从未对这幢破楼对这间陋室有过一句怨言。这近乎贫民窟的地方，他住的怡然自得”，直到90年代后期，住房条件才明显改善。
汪曾祺的书房的变迁，折射了他的命运际遇、人生经历，也反映了他的一种处世态度，简陋逼仄的生活空间，没有封锁和压抑了他的艺术想象力，安贫乐道的文人风骨让他承受了人生的磨难和不公，这表现了汪曾祺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旷达乐观的生命态度，这是他身上所具有的传统文人、传统知识分子生活方式、人生态度的典型写照……
著名作家冯骥才曾对中国文人的书房做过这样的分析：在一个具体的房子里面放满了书，这是传统知识分子主要的方式；文人的心里也一定还有一个书房，这是一个无限大的书房，“就像哈姆雷特说过一句话，你即使把我放在火柴盒里，我也是无限空间的主宰者，我特别欣赏这句话，内心是无限大的，身为一个知识分子也好，作家也好，学者也好，最重要的是在自己的心灵里工作，用全部的心工作。很多伟大的作家他们具体的书房、用于写作的空间都非常小，但他们都能写出跟时代一样宏大的作品。应该说，心胸有多大，书房就有多大。”
我们感到，汪曾祺先生的书房，不仅是作家个人的精神财富，也是我们读者的精神财富，从中，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汪曾祺的文学成就，了解他对中国文学事业的贡献，其珍藏于书房的汪曾祺的作品、信件、书画、手稿、照片等，也提供了研究价值，从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意义上看，汪曾祺的书房已成为珍贵的文物。
